花钹大鼓对于小汤山中心小学的学生们来说，是家乡的一张文化名片，寄托着他们对家乡的热爱。学会这项技艺、传承这项技艺，对他们来说“责无旁贷”。凭借得天独厚的地域资源优势，2007年，在花钹大鼓非遗传承人的指导帮助下，学校将花钹大鼓引进校园，师生们与花钹大鼓传承人一道线上配资排名，共同承担起传承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责任与使命。
一段时间以来，坊间有一种说法称中国当下经济呈现出的诸多现象，与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经历的情形相似。也有人认为中国未来可能会重蹈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起30年来经济增长低迷的覆辙，甚至提出“中国经济日本化”的观点。这种看法究竟正确与否？我的答案很简单，不能简单将二者直接对比。
中日经济看似相似实则不同
若仅从表面迹象来看，中国与日本经济确实存在一些相似之处。今天的中国和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日本比较，两国在不同时期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问题，与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之间都出现了持续的贸易顺差，面临国际经贸关系的恶化。
回顾过去20年，人民币总体上处于面临升值压力的通道中，国际贸易关系也呈现恶化态势。昔日美国曾与日本爆发贸易战并打压日本出口，如今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也在对中国出口进行打压。正因如此，许多人担忧中国会重蹈日本经济的覆辙。
在房地产市场方面，同样存在较多议论。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元升值与日本老龄化叠加，致使日本国家和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都出现了恶化，资产价格暴跌，家庭部门的负债明显上升，日本居民的消费意愿受到极大抑制。鉴于中国也面临一些类似压力的叠加，人们对中国经济产生了相似的担忧。
关于这个问题，首先，这些表面上的相似性是存在的，但中国经济还存在很多转机，这些转机要是利用，中国经济就可以表现得不像日本当年那么差。转机在中国的体制性和结构性问题。
体制性和结构性问题既是问题也是转机
（1）由日本经济历程探中日制度差异与省思。
我对日本经济一直有这样一种评价，就是日本经济在当年没有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经济，从经济发展水平角度来讲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从产业发展的阶段角度来讲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从城市化角度来讲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进一步提升城市化基本没有余地。
日本是一个各类生产要素市场相对完善，也不存在明显的制度性障碍的国家。比如说，劳动力在地区间及城乡间的流动没有制度性障碍，土地资源的配置也不像中国这样有着计划经济遗留的长期影响。
在中国，至今土地制度仍保留着计划经济时期的显著特征，比如说建设用地指标制度。各地把农田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的规模，会受到中央层面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制度的制约。在沿海的一些大城市，建设用地指标控制非常严格，像深圳这样的城市甚至还有很多农田在保护。而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一些欠发达的三四线城市却能获得较为充裕的建设用地指标。
正因日本没有这类问题，当碰到日美贸易战，再加上自身老龄化问题以及资产价格泡沫的破灭，便出现了“失去的30年” 现象。
（2）辩证看待中国体制性和结构性问题。
中国经济按照中央的说法是存在很多体制性和结构性的问题。这些体制性和结构性问题如果能够得到解决，就是中国经济的转机。
比如说中国存在城乡间和地区间的资源错配问题。截至目前，我们的户籍制度仍然存在着一种对于地区间和城乡间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如果把这种障碍拿掉，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推进人口自由流动，是不是可以改变人口或者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
当前中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老龄化和少子化趋势，如果能够让劳动力资源在城乡间和地区间更加自由地流动，是不是可以改善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通过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的提高，是不是可以缓解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负面影响？
有一个指标叫劳动年龄人口，大约在十年前就已经开始负增长了。但是第二、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却是持续正增长的，而第二、三产业在中国GDP所占比重是93%。
换句话讲，如果占GDP 93%的这部分，对应的从业人员能够持续增长，我们能不能把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归结为人口红利的消失？恐怕不能这样讲。
为什么这部分能够实现从业人员的正增长？是因为结构转型，因为城市化，因为不断有农村居民和劳动力从农业转向了第二、三产业。就是因为这样的劳动力部门间的再配置，使得在总量人口红利消失的情况下，还能实现对经济增长贡献93%的部门从业人员正增长。这就是中国体制性和结构性红利带来的一个转机。
再来看产业结构，中国制造业总体产能比较大，还希望依靠出口来消化产能，而服务业却大量短缺。当前，服务业有着巨大的需求，但从供给能力角度来讲，存在大量管制情况。在服务业供给上，民营经济进入部分服务业部门受到管制；在服务业消费方面，同样存在大量管制。所以居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家政服务、文化体育、娱乐、旅游等各个方面虽有需求，却可能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相应的服务，就算买到了，也可能并不满意，就像我们在旅游时经常抱怨的那样。或者想买到的一些服务，存在一些进口限制，典型的如电影还存在着配额限制。这些情况都制约了中国服务业的发展。
如果结构转型能够顺利实现，我们把更多资源从过剩的制造业配置到人民有相应需求的服务业，既能够实现经济增长，又能够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也是一个结构性红利。总之，中国的确存在着体制性和结构性问题，但这些问题若能妥善解决，那么给经济增长就可以带来一些新的机遇。从这个意义上讲，简单地认为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些日本化的迹象，对中国经济的理解是不够透彻的。
拿房地产来说，当前房地产价格下跌，是因为经济形势不好，导致收入缩水，对于未来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的预期也不够好。并且曾经出现过的高房价，也是由于一些大城市在供给侧对建设用地总量的控制，以及在建设用地内部住宅用地供应存在行政干预所导致的。所以中国的高房价跟日本曾经出现的高房价也不完全等同。
（3）正确看待结构性转型带来的“中国经济分化”。
中国经济不是一个简单的日本化问题，但是的确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分化。换句话来讲，中国经济不是日本化，是分化。在结构转型的过程当中，一些人口流入地经济增长的动力会比较强劲，但人口流出地经济增长的动力会比较弱。对于一些人口流出地，不要片面追求经济总量增长，而应该更加注重人均GDP人均、收入以及生活质量的改善。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铭心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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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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