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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罗彤在上海行知艺术师范学校读高三，学校成立了新的合唱团「上海学生艺术团合唱一团」，从音乐一、二班各招十几人，又补充了高一高二的学生。成员五六十人，都是女生，就叫「上海少女合唱团」。罗彤是其中一员，曾跟着合唱团四处演出。
30年后，罗彤的纪录片《上海少女》将镜头再次对准昔日的伙伴。她找到当年的老照片和演出录影带，寻访老同学们，追问这群出生于七零年代的「上海少女」，在理想、事业、爱情、婚姻等课题上思考和选择。
以下根据罗彤的讲述及纪录片内容整理。
文｜ 姜婉茹
编辑｜ 陶若谷
「你还是之前的那个老公吗？」2020年10月，我组织了一场高中同学三十周年聚会。合唱的时候，位置是按年轻时的照片排的，一个同学前几年突发心脏病去世了，有个瞬间，大家都觉得要给她留出位置。唱到《明天会更好》的副歌，不用去指定，总有个人自觉独唱特殊的声部。这种默契很触动我，瞬间又回到了当年一样。
展开剩余91%起初拍了些素材，只是想做一个纪念视频。我是独生子女，从小爸妈离婚，很渴望类似兄弟姐妹的友谊。跟老同学在一起，讲讲笑话，说说糗事，像小孩一样可以撒娇，会依恋那种感觉。特别是当我“物理地”出现在同学们家门口，讲“一定要来，一定要来”，他们也不好意思拒绝。
我们班总共46人，40人参加，有同学从江苏、浙江赶过来。后来聊着聊着，就很想知道，这些陪伴我三年的青春伙伴们，如今过得怎么样？
比如我去拍娄滨，是因为聚会一共只来了两个家属，一个带了小朋友，一个是她带了老公来。她老公高高大大的，也不太说话，就一直陪着她，还交了一份份子钱。但是这个人上一次聚会时还不是她老公，会很好奇发生了什么。去她家拍摄的时候，她老公做饭可好吃了，总想再去拍，再去蹭饭。
这些年同学们的经历，隔段时间，我会断断续续听到一点新的发展。2003年，我用同样的方法，召集过一次毕业十年聚会。那年我们还不到三十岁，都在往上走的感觉，聊的是换了工作、要准备结婚、刚生了孩子，在哪里买了房，“看我开了新车来”。我用小DV机拍过一些素材，这次又能接上之前知道的段落，再问下去。
婚姻是共同的人生课题。父母离婚时，我还是个七八岁的小孩，那时总有人叫我劝爸妈和好。到我跟我先生分开的时候，就没人来劝我儿子了，他能接受这件事，不觉得爸妈离婚了会很惨，在一个屋檐下天天吵架，反而有负面影响。
做片子的时候，我会直接问同学，“你还是之前的那个老公吗？”可以很随意地问，她们也不介意。
第一个拍摄对象张莉，打了大半年官司，终于离婚了。她从前夫家搬出来，租了一间很小的公寓，是上海很老的公房，此前她没有独自一人生活过。身上只有几万块，要付女儿的学费、三个月房租加一个月押金，报了一个瑜伽课，再添些必需品，就只剩两千块了。她点起一根烟，在烟雾里讲自己的经历：“我是一个45岁的离婚女人，没钱、没房子、没工作”。
纪录片《上海少女》剧照
2003年聚会我也拍过她，那时张莉面对镜头，说的是：“这十年不好意思，没干什么，到现在还是无业游民……唯一成功的就是结了婚，生了个女儿。”嘴上说着什么都没做，其实可以感觉到，做全职太太的她，很自豪，很幸福。
少女时期，她是个很“嗲”的女生，上海话里说，当跟家人或伴侣“发嗲”，通常就可以得到想要的。她声音很温柔，妈妈也很宝贝她，不是那种什么事都自己揽下来的女生。
记得小时候我俩闹矛盾，具体原因早已忘了，那时都是小女生，几个月不讲话。我在摇滚乐队打架子鼓，一次演出谢幕，余光瞟到张莉在台下，给我一个大拇指。我被那个瞬间融化了，完全就是冰释前嫌。拍摄那次见面挺让我惊讶，同学们基本都是中产，张莉在只剩两千块的情况下，还是选择离婚，一切重新开始。
另一个同学毛毛因为离婚，离开了在浙江小城的家乡。在老家，离过婚的女人被认为是“掉价”的，再带个女儿，会被嫌弃。毛毛从小就是不服输的人，能力很强，班里搞活动都是让她来算账。离婚后她放弃稳定的教师工作，跑到了广州，从最基础的销售做起，现在做到了销售总监，在广州买了房、把母亲接到身边照顾，又送女儿去留学。
同样因为婚姻离开家乡的，还有娄滨。她之前也是比较传统的人，丈夫家暴很多次，冲突时掐过她脖子，孕期也打过她，她觉得丈夫不是故意的，就是一种情绪失控。让娄滨下定决心分开，是在国道上开车，丈夫突然一个转弯，故意要去撞别人，说“我们就同归于尽吧”。她就离开了生活过很多年的金山（上海金山区），又遇到了现在的老公。
「我曾经问个不休」拍摄过程很治愈，我可以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再去找老同学。只要她们愿意，就可以把故事讲给我听。我听得入迷，会一直问这个人、这件事怎样了？后来发生了什么？
我事先会准备提纲，问每个人的职业、婚姻、生活，离开学校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怎么走到这里的？家庭生活是怎样的？聊到后来就变得不着边际，进入具体的经历和细节。
毕业后，大约三分之一的同学做了音乐老师，也有人又读了大学，学了别的专业，各种机缘巧合，去做外贸、当设计师、卖保险。一个同学在消费者协会工作，日常就是接投诉电话，她能把话说得柔和好听，把投诉者的怒气压下去。
九十年代，公务员辞职去经商，要去闯一闯的思潮很流行。跟现在年轻人之间，最大的差别可能是心里没有那么慌。也会为想要的东西争取，但得不到比较坦然，不会特别卷。不会觉得一场考试考不好，一个单位进不去，未来就一塌糊涂了。
我的同桌林放，曾经也想在音乐上发展，她是唱美声的，声线条件好，梦想成为歌唱家。我们的声乐老师叫周筱燕，也是胡彦斌和黄龄的老师，教出了一些挺有发展的学生，当年林放的专业能力就很突出。
林放还是班长。和她成为同桌，是我主动的，林放说，没成为同桌之前，我就一直在她的视线里，“不是迟到，就是早退”。
毕业后林放有了一个稳定工作，在少年宫做少儿合唱团指挥。如果想往声乐发展，要辞职，全日制读书。她爸妈比较传统，不同意，觉得工作已经很稳定了，最好不要辞职。她是乖乖女，选了比较稳定的路线。林放其实有一些在单位里升迁、做管理层的机会，但她不喜欢，就想研究音乐，跟小朋友在一起。
林放在少年宫做指挥。
我几乎每年都会见林放，她是我生命中非常稳定的存在。曾经有一次，我离家出走了，原因之一是讨厌我爸的一个前妻，她老跟我吵架，就想离开上海。我把这事跟林放说，我要去广州，闯荡世界去啦。
已经上了硬座火车，跟对面的人都聊开了，忽然过道上一个人，是我爸，把我拉下火车。我还惦记着说几句话再回车上，没想到我爸哭了，背影对着我。我从没见过我爸哭，感觉事情搞大了，广州去不成了，只能眼看着火车开走。
我问我爸怎么知道的，他供出了林放。我很生气，问林放怎么可以背叛我。她说这么危险的事情，肯定要跟你家长说，真去了广州，谁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在你身上？
我们读书的时候，还是能做不少出格的事。1993年，“北京国际合唱节”的比赛在晚上，凌晨四点，有几个同学就翻铁门出去，溜出去看升旗仪式。我们的指挥是上海乐团的曹丁，等这几个人回寝室，他气得搬了个凳子坐门口，骂了半个小时。后来他回忆说：“你们不愧是建校以来最捣蛋的一批学生。”
因为曹丁指挥，演出时舞台突然上来个人，同学们都疯了，是崔健来看我们演出了！他和曹丁是好朋友，俩人以前在单位住一间屋子。我激动得不得了，张口就唱“我曾经问个不休”——《一无所有》的歌词，同学们一起接第二句，崔健被五六十个女生唱懵了，特别害羞。
上海少女合唱团和崔健同台演出。
合唱团去了挺多地方演出。在北京，我们一起去了国内第一家肯德基，在前门第一次看见炸鸡、可乐。还有一回在大连演完，坐船回上海，航程两天两夜，特别颠簸，好多同学晕船、吐了。生活老师一直在剪类似狗皮膏药的东西，贴一小块到肚脐眼上，说是可以防晕船。
女孩之间也慢慢熟络起来。我上课经常迟到早退，放学回家吃个饭，买一堆烤串儿，又溜进住校生的晚自习教室里聊天，巡查的老师经过，同学就掩护我蹲下去。还会穿夸张的衣服，上数学课，头上顶着围巾做的大蝴蝶结，大摇大摆走进课堂。
片子里，我跟林放重走了她的上学路。她上学要换好几辆公交，还要坐船。
三十多年前，批发的菜和货物都靠摆渡，活的鸡就在脚边上挤啊挤。上学来回要六个小时，所以林放住校。路上聊起我第一次去参观女生宿舍的震撼——女孩们全无顾忌，有的人就穿个三角裤走来走去，短裤和胸罩琳琅满目挂在那里。那个年代舞会很流行，说是舞会，其实就在篮球场，女孩坐在台阶上，就会有人来邀请你跳舞。
曾经在四平路的学校早就拆了，合并到了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校门口的路还是老样子，学校在的地方，变成了居民区。
任何一种选择都是可以的毕业后我自己做过很多份工作，当过很短一段时间的音乐老师，带着小孩子在操场上一边奔跑一边大声唱歌，后来因为跟体育老师抢操场，被投诉了。
一九九六年左右，我去录音棚录伴唱，认识了音乐制作人，说一个少儿节目在找主持人。那档节目叫《小龙人天地》，我叫“丁丁姐姐”。据说选我是因为“不男不女”——中性的气质男孩女孩都喜欢。后来因为导演离开，我们整个组比较讲义气，都不干了。后面去试了木偶剧团、市场营销，卖过汽车，做过演员经纪，在广告剧组做选角导演。有项目找演员，就满大街去问人要不要拍广告。
我后来开始自己创业做片子。有次接了房地产广告，多次勘景，也写了脚本，最后一步跟他们老板讲稿子，等了一个月没有回音，市场总监才说，老板觉得女导演拍房地产广告，好像不太吉利。
我拍过汽车、迪士尼、苹果公司的广告，也拍纪录片，每次都不一样，感觉有机会去体验不同的人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我的同学刘平翻出来毕业留言本，有一栏是“个人小档案”，我在爱好那行写的就是一个字：玩。
导演罗彤
留言本上，林放给刘平写的留言是：愿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后，保有你假小子的洒脱。刘平当年就留短发，很潇洒，现在开了家公司，做服装设计、做DJ、做手工，还买了滑板，打算做一个“穿着旗袍踩滑板的老太太”。
她有个同事，之前也是很潇洒的人，自从生了孩子，就说人生已经结束了。我问刘平，不生小孩会不会有遗憾？她说会，但还可以做些同龄人做不了的事情，在各种各样的体验中，不浪费每一天。
林放总是在给我一些实际的人生建议，我工作、婚姻上出状况，对生活失去信心的时候，她都在。最早跟当时的老公在欧洲，想租一个乡下的房子，林放提议：还不如凑点钱买下来，每月还贷的钱跟租金差不多。我听了她的，买了第一套房子。反过来，我根本不需要给她做参谋，她好像什么事都能搞定。
拍片的时候，其实想过以女性成长和遇到的问题为线索，团队会讨论，“要不要让罗彤这个人物（导演本人）去找不同的人，发现人生，最后影响自己的人生？”“罗彤作为中年妇女，她遇到了什么问题？”
比如生理上面临绝经期，摄影师跟我一起去了医院做妇科检查，还拍了我学划船，学脱口秀，但最后这些素材都没用，就想呈现生活最本真的状态。比如我的婚姻也出现问题，跟前夫分开了，会挺羡慕那些婚姻一直延续的同学，拍摄的时候，会想了解她们怎么坚持下来的。
有人批评这个片子，人物太多，挖得不够深。但它就是客观记录这一群人的生活状态，好多同学离了婚，拍之前我也不知道，想展现给大家看：任何一种选择都是可以的。几秒钟的片段，一个眼神、小的碎片，就可能会有共情，触动我的也是碎片式的瞬间。
像袁莉的妈妈生病了，那一年她工作上事情一大堆了，还要管儿子，又四处找医生。一直到妈妈推进手术室那一刻，她才第一次哭了。走到人生的50岁，大部分同学都谈过几次恋爱，交了一些朋友，有过一份工作，结过婚，生完孩子了。也会经历一些离别、背叛、友谊的疏远，可能会留下创伤，同时带来其他的人生可能性。
我的同学们都是普通人，跟我聊的时候，几乎没人抱怨，只是平静地把痛苦描述出来。好像这些就是身上的灰尘，拍一拍，继续往前走。
纪录片《上海少女》剧照
（文中图片为剧照或讲述者提供股票配资门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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